八月初，渡彭蠡湖，行豫章、廬陵間。

    過廬陵時，遇到以宣德郎致仕的原彭澤令曾安止（字移忠）。這個曾安止，居官期間，白天在料理公務之余，總要到農田去觀察農作物的生長情況。遇到農忙時，他還會幫助人力單薄的農家勞作，一邊勞動，一邊了解情況，但是從不在農家吃飯。

    有一天，烈日炎炎，曾安止勞作到了傍晚，老表硬要留他吃頓飯，為不讓老表掃興，他只好留下來，飯前，他掏出一袋干糧送給該戶農家。全家人見狀非常驚訝，原來，堂堂縣令只是帶了一些薯片、兩塊燒餅下鄉充饑。

    曾安止非常熱愛農業，尤其喜歡研究農作物。

    他經常到農田去觀察作物，遇到老農總要攀談一番。他走訪了許多老農，收集了大量的農作物優良品種，對繁多的水稻品種的品名、來源、性情以及播種、耕作方法，如何因地制宜等等，都一一作了詳細的調查研究。

    晚上，坐在豆大的油燈下，參閱前人的成果，整理當天的筆記，常常到半夜三更，有時通宵達旦。

    再加上當時許多士大夫都愛對牡丹、荔枝、茗茶等立書作譜，唯獨不見研究農業的官員。

    于是，他決定辭去縣令，回到“地產嘉禾、和氣所生”的家鄉泰和，致力于農學研究。許多有識有道之士對他的這一舉動有些想不通，他說：“‘農者，政之所先也。’……唯君子不陷人欲之危，故能安；得天理之正而無不適，故能止。‘安止’二字，乃吾所愿！”

    諸朋友聽后，皆深受感動。

    曾安止后半生對泰和周邊各地農業生產進行廣泛深入的調查，潛心研究水稻栽培，搜集大量有關水稻品種及栽培技術的資料，去世前完成《禾譜》五卷。此書詳細介紹北宋江南地區五十多種水稻品種名稱、特征、栽培技術和管理方法，是繼賈思勰《齊民要術》后又一部農業科學著作。

    《禾譜》一書，對本地、對江南乃至對全國的農業發展，起到了無可估量的作用，使廣大百姓都能安居樂業。

    “安民止亂”正是曾公清正為民的品格。

    當時，老曾取出自己引以為傲的農學著作《禾譜》給東坡看，東坡先生見其作“文既溫雅，事亦詳實，惜其有所缺，不譜農器也”。東坡先生乃作《秧馬歌》附其末，用以贊秧馬的效率高與節省勞力。

    原來，東坡是想起自己在武昌期間，見當地農夫皆騎秧馬。這種秧馬多以榆棗為腹欲其滑，以楸桐為背欲其輕，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兩髀，雀躍于泥中，系束藁其首以縛秧。日行千畦，較之佝僂而作者，老佚相絕矣。

    也就是說，秧馬的腹部用棗木或榆木制成，易滑行，背部用楸木或桐木以減輕重量，形似小船，頭尾翹起，中間洼凹，農夫兩腿跨坐于船背如同騎馬。

    插秧時，農夫將船頭上的秧苗插入田中，用雙腳使秧馬向后逐漸挪動，一邊滑行一邊插秧。拔秧時，農夫用雙手將秧苗拔起，捆縛成匝，置于船后“艙”中，這不僅減輕彎腰弓背之苦，還提高了工效。

    秧馬何時發明已不可考，但最早記載秧馬的是蘇東坡。

    蘇東坡在湖北游歷時看到當地“農夫皆騎秧馬”，想到浙中的稻米的產量為天下的一半，而浙中人卻獨獨不知道使用秧馬，就想方設法把這一農具推廣開來。后專門作《秧馬歌》詳細介紹了秧馬的形制和使用方法，并在惠州地區宣傳和推廣。甚至還讓衢州進士梁軍琯見到張秉道時，讓張秉道傳授給在陽羨的兒子們使用。

    到了廬陵（今江西吉安），在游覽一座禪院時，偶遇一位頗以才學自負的詞科進士、吉州安福人劉弇（字偉明），當時因相遇互問爵里姓氏。

    偉明遽對曰：廬陵劉弇。

    蓋偉明初不知為東坡，自謂名不下人，欲以折服之也。

    乃復問東坡所從來，公徐應曰：罪人蘇軾。

    偉明始大驚，逡巡致敬曰：不意乃見所畏。

    東坡亦嘉其才氣，相與遽談而去。

    章貢二水在千年宋城贛州匯流成贛江，贛江是江西省第一大河流，千里贛江縱貫江西南北。

    贛南屬多山之地，贛江在崇山峻嶺之間，一路向北，順順當當流進了鄱陽湖。舊社會以前，不管是遷徙、經商、做官等，幾乎都要溯贛江而上，經大余梅關去嶺南來往。贛江成了溝通江西與廣東的水路南北交通要道、大動脈。

    古時多乘船，贛江上游之險，盡在十八灘。

    “南康贛石”就是指從贛州城區北門走水路沿贛江而下到萬安大壩近百公里蜿蜒曲折的航道——二十四灘。

    唐德宗貞元四年（788），虔州刺史路應首對二十四灘水道進行整治，“鑿贛石梗崄以通舟道”。宋仁宗嘉佑六年（1061），虔州知州趙再對二十四灘水道進行疏通，“疏鑿贛石，民賴其利”。

    經唐宋時期的兩次疏浚，“南康贛